刘芳

根据该规定第7条第1款，被调用检察人员以检察官身份代表办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履行出庭支持公诉等职责的，应当由办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依法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法定程序任命为本院的检察员，案件办结或者上级人民检察院作出终止调用决定的，按照法定程序免去前述检察员职务。

本部分将分别反驳前置命题和分离命题，从而反驳一般违法性前置论。如果这种观点成立，则意味着任何部门法违法性判断总是前置了一般违法性判断，而不同部门法的回应只是针对一般违法行为的不同应对手段。

个别规范之间的矛盾本身不必然意味着整体法秩序不存在单一判断，法秩序没有必要坚持个别规范一致意义上的存在论统一，故而也不能以之为基础论证一般违法性概念的必要性。也就是说，部门法违法性判断只应考虑与部门法固有违法性相关的禁止理由，(47)但同时应考虑整体法秩序内部的全体正当化理由。这将进一步对立法和法律解释的方法论产生重大影响，例如会对不同部门法的同一法律概念提出更高的统一解释要求，部门法的特殊目的也会受到法秩序一般目的更严格的约束。而在确定了整体法秩序的否定态度之后，则需要判断是否需要国家强制力介入进行回应，以及何种回应方式是适当的。因为公民基本义务的相对人不是被害人，而是国家，且国家自身有保障公民基本义务强制履行的义务。

(33)对报应正义理念的分析参见张峰铭：《论认罪认罚从宽的报应刑根据——化解从宽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张力》，《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年第1期，第194-211页。支持这一命题的核心理由有二：第一，法律义务是否存在与对义务违反行为如何回应是不同的问题。[5]陈先生的论证虽非尽然，但指出混淆说之偏陋，却是敏锐的。

[17]张先生的这三篇文章，在爱思想网上都能找到，其发表的先后顺序是按我在这里表述的，即第一篇在2015.7.1，第二篇在2015.7.2，第三篇在2018.9.5，但我看到第二篇曾经发表在《法学》2011年第5期上，所以我搞不清第一篇与第二篇文章首发孰先孰后，这里是按爱思想网发表的时间排列的。法律为道德之甲胄，道德为法律之宝藏，需要庄严相时则以法律出之，需要慈和相时则以道德出之。这两种礼，大有区别，最主要的区别是，前者是道德的一部分，为道德所涵摄。把道德当作法律的内容，这样的接合才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人们现在反对中华法系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三纲这样的道德箴规早就该抛入历史的垃圾堆了。在荀子那里通过人性恶的探索而得出礼法这一道的外显。

这是法律的形式规定的变与不变。在春秋战国时期，经由儒家的努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逐渐地趋向于人道，而且这个人道是对人类本性的认识，这个认识在孟子那里通过人性善的探索而得出道德这一道的外显。何勤华先生和王静博士有一篇文章中华法系盛衰考，发在《江海学刊》2018年第5期，认为中华法系的衰亡是由于小农经济方式未能转型，政治腐败，军事失利，文化专制，立法守旧，西方法的传入，律学衰落和法律教育被取消等，终致中华法系这座大厦轰然倒塌。见罗斯科·庞德著，陈林林译：《法律与道德》，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86—87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是人们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具有总揽、统领的意义。再有就是黄宗智先生指出：西方认为法律应该是纯粹‘形式主义理性的，由法律逻辑整合为一个统一体，而不该让‘外来的道德价值掺入，否则将会成为‘实体非理性的法律。何、马二先生反是，他们从中华法系在近代的变化中，抓住中华法系被其信奉国抛弃这一事实，执拗于法系系众国共奉这一外在的形式限定，得出中华法系既无复兴的必要也无复兴的可能的结论。当张先生说它在天表现为阴阳，在地表现为刚柔，在人表现为仁义，在法表现为德礼与刑罚，亦即礼与刑。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如果礼制为中国古代所特有，它具有普遍性吗？它的世界意义又何在？如果尊尊亲亲就是礼，就是中华法系的主要内容，那么在当今民主共和时代，它还有多少存在的价值呢？其实，这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礼制是否具有普遍性，也不在于尊尊亲亲是否于今适宜，而是在于礼与道德的混淆可能使我们对中华法系的认识一头雾水，难以识别其中的真谛。赔礼道歉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之一，这是中国古代和为贵无讼思想的创造性转化。

试想，一本权威的高校教材，对中华法系的道德核心充耳不闻，怎么可能在中国当代法律体系中体现中华法系的道德主轴。分别来看，刘先生的观点一点问题都没有，《唐律疏义》中不是说德礼为本吗，刘先生说以礼为本，没有毛病。

检察建议制度是对中华法系先礼后兵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人们惊诧于中华文明永世不绝，其实道德为本居功甚伟。……汉以后的法律中了儒家哲学的遗毒，偏偏要将难以尽从的教训籍法律的工具来强制执行。有时把道德与法律分作两个不相干的系统，比如法治与德治。而中华法系的理论阐释中，不论儒家还是法家，都是把道作为法律的根本遵循的。心花不开，怎么还有创作的能力呢？[4]高维亷、杨鸿烈、蒋澧泉等先生也认为中华法系道德与法律相混。

当这些国家放弃中国传统法律时，中华法系就消失了。罪犯改造制度，是对中华法系明刑弼教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在中国自主的人权知识体系中，话语体系是基础，决定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有什么样的话语体系，就有什么样的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由于人权文明与各大文明紧密相关，其精神价值在各大文明发展中都得到体现，这也就使得人权学具有了较强的交叉性。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人权学是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提出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的重要论断，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使人权概念更具体更现实更真实，构建起中国人权学的思想根本。

中国人权学丰富和发展了人类人权文明学说，理应成为全球人权公共产品。当今的中国，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产生时代的欧洲。在人权学术研究方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均已将人权研究纳入课题范围，国家有关部门和中国人权研究会等研究机构也在有计划地提出人权研究项目，推进人权研究工作。实现尊重和保障人权，既是人类在认识上对自身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不断升华的智慧成果，又是人类在发展中不懈追求更加美好未来的一场生动的社会实践。

以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为指导，发展二十一世纪中国人权理论，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最后看人权学科体系的建构。

具体而言，中国人权学关涉到人权哲学、人权政治学、人权法学、人权历史学、人权社会学、人权民族学、人权经济学、人权环境学、人权科技学、人权健康学、人权发展学等多领域。中国提出在发展中保护和促进人权，并在实践中开创出发展型人权进路，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构建起中国人权学的实践范式。

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多年来，在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形成了既遵循人权的普遍性原则，更富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人权理论和实践范式，丰富发展了人类人权文明多样性。

一套是既包括生存权、发展权，也包括和平权、安全权，还包括健康权、环境权等在内的权利话语体系。在此背景下，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有充分阐释能力的人权话语，更加需要有思想文化底气的人权学术，更加需要有建构成体系的人权学科。就广义的中国人权学内涵而言，是哲学社会科学多学科相交叉以及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交叉的综合性学科。【鲁广锦，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吉林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法学博士。

为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努力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发展，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促进各项人权的全面发展。当今时代，人权已经实现了全球化、主流化，尊重和保障人权已成为一项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共同价值。

全面的人权学把发展人权事业紧紧地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联系在一起，着力解决民生问题，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环节上持续用力，努力使全体人民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贯穿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为争取人权、尊重人权、保障人权、发展人权而进行的不懈努力。

中国人权学，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学说，是从历史中走来并在现实中不断创新发展的人权学说。第四，中国人权学是全面的人权学。